我走過了美好的人生 "I had a good life!"

「我走過了美好的人生」

許清曉醫師

2007-11-13

[景福醫訊 2008;25(6):pp19-21]

[太平洋時報]

有一天 在紐約Mount Sinai Hospital 的Black Research Building實驗室外面的走廊上，遇到戴眼鏡、留鬚，身材瘦瘦，背部稍屈，脾氣很好的 Dr. Kurt Hisrchhorn。他面對著較他矮小、在他屬下的研究室工作的我，闢頭就帶著少見的勸誡式語氣說：“In our life, we work hard, do our research, publish the data, and we feel good. At the end of our career, we say: ‘I had a good life’.”。然後他以「你還要求什麼呢？」的眼神，對著我的面孔端詳了一陣子，看我的反應如何。我和他平常談話的機會不多，因此他這舉動我感到有些突兀，看著他，我也一時不知如何回答，他就離開了。這段三十七年前的事，一直都在腦裡，使我不時回味。

 

那是我留學美國第六年的事。我1965年渡美接受臨床醫師訓練，已超過五年J-1簽證的期限，已經完成三年的住院醫師訓練，然後又在New Jersey College of Medicine and Dentistry，Dr. Carroll Leevy的肝臟學科、及哥倫比亞大學醫學院的癌症研究中心Dr. Elliott Osserman的實驗室各一年，做自己獨立的研究。按照規定，是一定要離開美國兩年以後才能夠再度申請留美。

[Dr. Carroll M. Leevy]

[從左：Drs. Elliot Osserman, Anders Waldenstrom, Takashi Isobe磯部]

可是我還想竭盡所能，設法留在美國醫學院，繼續我的實驗室工作。因為我過去兩年獨立研究所得到的結果，自信應該是我在這行受人肯定的最好契機。我決心不論作多少的個人犧牲，我一定得找出這個實驗結果的解釋，發表在相關雜誌上。

 

我自小就閱讀學者傳記，而有強烈的做醫學研究的慾望及好勝心；又有對過去別人的報告都帶著懷疑的眼光、只相信自己的觀察及數據的一股研究者傻勁。到美國接受第一年住院醫師訓練時，有一天晚上觀賞電視奧林匹克花式溜冰比賽，看到女冠軍Peggy Fleming才十八歲，心中感嘆，她這麼年輕就已經全世界有名，而我已是二十八歲，還在這住院醫師階段掙扎！心中很難受，恨不得馬上到實驗室，做些最先進的研究，發表一篇讓人刮目相看的結果。

 

五年的簽證將到期的半年前開始，我一面經過介紹，委請一位律師向美國移民局申請轉換簽證身份。同時經過一位在哥倫比亞大學癌症研究中心認識的紐約大學病理科教授Dr. Ovale介紹，往見紐約大學病理科主任Dr. Charles Stedson求助。

 

當時能夠證實我的能力的，只有一篇在肝臟科時所做的實驗結果初稿及在Boston City Hospital第二年住院醫師時指導我在他實驗室工作的Dr. Sidney Cooperband 的推薦。這位主任不但親切地面談，又仔細讀完我手寫的的初稿，再當場打電話給包含Dr. Hirschhorn在內的多位教授說，「我這裡有個自認發現肝硬化血清可以抑制淋巴球反應的醫師，你能讓他在你實驗室工作嗎？」 以後經多次、各方聯絡，也安排在大西洋城FASEB學會中介紹我和Dr, Hirschhorn見面，認為對我最適當的地方就是到他的實驗室。

[在Boston City Hospital當senior assistant medical resident時讓我在他的實驗室向他學習淋巴球研究的恩師，Dr. Sidney Cooperband。不到五十歲就因為腎衰竭去世。我發表的第一篇論文就是由他規劃、指導、改寫。發表後收到的reprint requests多達六百餘份。]

當時淋巴球被Peter C. Nowell 發現是在試管中，還能用植物性蛋白質刺激蛻變成為有很多潛能的淋巴母細胞，他這實驗室觀察被納為一九六零年代十大醫學發現之一他也因此得到1968年的 Lasker Prize。Dr. Hirschhorn則是繼續發現抗原可以刺激淋巴球、混合不同人的淋巴球也可以互相刺激 (mixed lymphocyte reaction)，而將淋巴球試管內反應，和免疫反應相連結，這些是進一步瞭解細胞性免疫 (cellular immunity) 的重要關鍵性報告。他生於奧地利維也納，1954年畢業於紐約大學醫學院，曾到瑞典學習遺傳學。1966年到 Mount Sinai Hospital 創立Medical Genetics這一科，研究 cytogenetics, biochemical genetics, molecular genetics。對多種先天性疾病的瞭解做出重要貢獻，有一遺傳性疾病還以Wolf-Hirschhorn syndrome命名。

 

我當時已經從我自己的實驗觀察到，可以高純度分離的牛胎兒蛋白 Fetuin 的生體內功能，可能和淋巴球的反應有關係，這種動物性蛋白質可以刺激淋巴球的結果是從來沒有被人報告過的現象。又發現這胎兒蛋白還含有另一種從未被發現過的另一種胎兒蛋白。如果能夠繼續追查，相信一定是會受圈內人注目的研究，是我在美國眾多優秀的醫學研究者當中有個出頭天的好機會。我也曉得能夠到 Dr. Hirschhorn的實驗室工作對我是最理想的。

 

後來因為 Dr. Hirschhorn臨時無法拿到足夠的研究費，因此第一年不能給我薪水，第二年後才可能給薪。我當時年輕氣盛，只要有實驗室可讓我繼續我的研究就好，再困難的生活也能忍受下來。我設法安排每週末及每週三、四個晚上到 Brooklyn小醫院夜班兼差，徹夜值班做臨床工作，還可以勉強維持生計。白天再去 Mount Sinai Hospital趕做實驗。全力支持我的妻子玉麗也帶兩個幼年的孩子返台一段時間，讓我自己在美國奮鬥。

 

我的實驗室有兩位資深的生化學者，Dr. Peter Hathaway及 Dr. William Waithe，看著我這種對自己所加的生活壓力，似乎也覺得異常、擔心我已經走火入魔，需要心理的開導。結果就是有一天聽到 Dr. Hirschhorn給我的這一席話：『盡力做事，到退休的時候，應該感到「我走過了美好的人生」』，這就是我們工作及人生的目標！ 他是看到我如此脫離常識的執著，而要注意我對這些研究，不可抱著「書中自有黃金屋，書中自有顏如玉」式的妄想！在我們求學過程已經到這麼一個階段，更進一步努力，是為的自己的喜好，也是因為自己的工作可能直接間接地對別人有好處，不應該為的是期待別人的獎賞或更非份的夢想。

 

為了自己的喜好而工作，自然就不應該有爭著要使自己的成績比別人更好的競爭心及焦慮。但是我只想要趕快出人頭地的心情，直到幾年後我自認我的論文相當受人注意、有不少人引用，才逐漸平靜下來。我確實是為了要爭著比別人更受人尊重才進入研究界，也就是因此才有焦慮感。每一個人在這世界上，不是都為了要證明他「存在」而奮鬥的嗎？我們不是從小就被老師、父母鼓勵，要認真學習試圖做偉大的人嗎？努力競爭是每一個正常人的本能行為。來自國外，立足點低於別人的時候，更是需要過人的努力。

 

不過隨著焦慮感的消失，我的想法也變得更有彈性，瞭解其實人生還可以過得更開闊一點，不必執著於追求某一特定的目標。年輕時的熱愛，以後還會隨著時代環境的變化而改變。

 

絕大多數的人，個人的成就到某一階段，都會因為不同原因、隨後的機運，而達到一個盡端。到這個地步，我們還可以轉向，開拓其他的理想。例如，我們可以將「自我」為中心的努力，更擴大為幫助他人、「利他」的活動。如果能夠為在困境的人雪中送炭，心中的滿足感不會亞於個人的成功。這種從為個體表現的奮鬥，轉變成為為眾人的利益而盡力，可能是意味著思想、人格更成熟了。

 

能夠滿足於已擁有的，是很重要的人生態度。一生努力的結果就像是有半杯水，我可以因為水沒有滿杯而一直不高興，也可以說已有半杯的水而感到幸福。我除了研究及醫師本分的工作，相信也做了更多的事，幫助了不少的人。現在，在家裡讀書看電視，享受好吃的蕃薯稀飯豆腐乳、炒麵炒飯叉燒肉、披叉漢堡三明治；走到屋外，和妻子攜手散步，和孫子嘻耍教導，看著他們天真快樂的笑容，環視社區美麗如畫的綠茵樹林池塘，望著深奧無底蔚藍的天空，讓吹在身上舒適乾爽的風逗弄皮膚。如此每天感受生活上小小的樂趣，還不時寫一些小文章抒洩心情，人生是再美好不過了。

I had, and still have, a good lif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