醫學路上的人生思維 (2003年自傳) Clement's memoir (part 1 of 2)

For English version of Clement's 2003 Biography

 

[2003年，編著多本微生物學相關教科書的蔡文城教授，邀請台灣多位將退休或已退休的微生物學、生物科技學教授學者，各寫生涯學習經過、研究過程，以便年輕學子之參考，並請聯合報資深編輯劉峻谷先生擔任撰稿。蔡教授雖然寫給上百位，但是只有十八位響應，交出自傳式文章。在2005年一次聚會照相時，劉峻谷先生說，我的文章內容寫法較為合乎學生學習，以刺激靈感，因此寄給其他作者做參考。也因此耽擱到2006年一月，這本由蔡教授編輯策劃、劉峻谷先生採訪撰稿的「生生不息」(九州圖書文物有限公司)才得以出版。我的文章是排在第二篇（最老教授要求排第一）。文章開頭替我介紹如下: “傑出的醫學研究  發現B、T細胞標記都可在同一細胞上  震撼免疫學界” 。這一段讀來我也感到心驚，不過，想起來也沒錯。這篇當時確是一個令全球免疫學者都認識這種新現象的文章]

Dr. Sidel夫婦及玉麗

醫學路上的人生思維

『創新、改革、致用』

許清曉 醫師

景福醫訊2004年7月;21(7):pp.5-13

在四十年醫學生涯中，從實驗室到臨床醫療，從研究到教學，從國外到國內，自覺累積了不少工作及生活的心得。這固然是喜好讀書深思的性格使然，從多位接觸過的有成就的學者前輩所得的教化更是有深厚的影響。尤其在國外的經驗，使我深信一個人要勇於創新、勇於改革。我也更認為我們的努力終究的目的，應該為的是服務人群。

我於蘆溝橋事變發生的1937年，生在屬於日本殖民地的台灣。父親是日本早稻田大學畢業，母親是早年在台灣文化協會活躍的詩人虛谷的長女。因此家中不乏各種書籍，加上日本人撤回本國時，留下很多小孩、少年可讀的偉人傳記及勵志向上的圖畫叢書，從小就有機會瞭解很多成功立業的人物背景、致勝要訣。十歲時閱讀三國演義直譯為日文的小說。性情本來就傾於內向的我，就更養成常常自省思考的個性。

第一個使我傾倒的人物就是當時日本政府廣為宣傳，出身極為窮困，而努力求學成名，獲得多國勳章的醫學研究者，野口英世。後來才知道他是到Rockefeller University，發現梅毒螺旋菌是general paresis病原的一位，而他的成就也不如我幼時腦中想像的那麼偉大。

其他對我的思考能力有啟發作用的很多，但最重要的可數Sigmund Freud的『精神分析入門』一集，他對於『潛意識』的存在，層層深入地思考、推理、分析，使我有竅門頓開的感覺。胡適對『科學』、『民主』的重視，孫文不屈不撓的精神，也都給我將來的人生觀深沈的的影響。

從這些書籍，我自小就相信，人不必有大的頭銜官位或強有力的背景，只要努力，致力於新的發現或創作，就能成名。同時心中只想做醫學研究、揚名於世。

1963年台大醫科畢業之前，就到後來當衛生署長許子秋醫師主持的公共衛生教學示範中心，作些霍亂菌在淡水河水內可以存活多久的實驗；畢業論文作肝炎的臨床數據的詳細調查，都沒能做出什麼眉頭。

不過有一度寒假期間，有機會到當時在台大隔壁的美國第二海軍醫學研究所，到數年後因為Chlamydia trachomatis 及Chlamydia pneumoniae 的發現及其microagglutination test的研發而著名的王三聘醫師實驗室見習。

當時已感到：醫學研究是需要有良好的研究環境，具備新技術、新儀器，作別人從未做過的嘗試，才是有新發現的捷徑；而有創意及新發展，以致用，才是研究的目標。同時也覺得，在病毒學及生物化學的領域較有更多發展的機會。其實以後才知道，有能力、會努力、有創意的人，在什麼領域、什麼行業都能有一番作為。

1965年到美國後，到相當好的教學醫院，Jersey City Medical Center及New York, Bronx的Montefiore Hospital Medical Center分別接受內科醫師straight medical internship及first year medical residency的嚴格訓練，其中影響我最深的是第一位直接訓練我長達三個月的senior resident, Bob Sidel。他原來是PhD學生，在Boston City Hospital已當完第二年住院醫師，因為表現實在優異，受到JCMC內科主任Dr. Jehger (Peutz-Jehger syndrome的一人)邀請，再來當JCMC的第二年住院醫師，直接訓練實習醫師（由此也可見，在美國，注重的是作什麼事，而不是什麼頭銜）。

Dr. Sidel給我毫無鬆懈的最標準的臨床訓練及責任感的灌輸。為了給病患迅速適當的治療，為按時完成工作，做醫師的是幾乎每天得無眠無休，絲毫不得有怨言。他做事的熱心、誠意、懇切的態度，都成為我以後做醫師的準則。

我的第一位teaching attending 就是後來當美國衛生部長的非裔血液學專家Dr. Louis Sullivan。我的五年學長，劉榮甲醫師在JCMC以優秀的表現，完成內科醫師訓練後，就是隨他繼續血液學的研究。我們兩年後在Boston City hospital又聚頭，Dr. Sullivan又當我負責病房的teaching attending！

第一年住院醫師時，為了準備journal club，細讀一篇由Jonathan Uhr寫的delayed hypersensitivity綜論，文中描述有關淋巴球的最新發現。淋巴球在1959年被發現可以由不知其功能的“慢性、靜止”的細胞，刺激成為很活躍的淋巴芽細胞(blast transformation)，更得知和delayed hypersensitivity, cellular immunity有關，而成為免疫學家最注目、最熱門的尖端新技術，該發現也被譽為是六零年代十大醫學發展之一。

正好我1967-1968到Boston City Hospital當senior assistant medical resident時，所負責的病房teaching attending是正在做淋巴球培養研究的Sidney Cooperband。他的信箱每天都有一兩張他發表的淋巴球論文的reprint requests，是正在發紅的一位研究者。在我的懇求之下，他收我在他的實驗室，利用下班時，晚上、週末、休假，利用外科開刀取出的腫瘤組織，在試管內刺激病人本身取得的淋巴球。當時的淋巴球培養研究方法粗糙，我得到的結果也是相當勉強，不過到1971年才發表的此篇報告卻收到世界各國六百多張reprint requests，在以後幾年內被引用十六次。主要是因為這項實驗，正是世界各國研究者想要做的。我雖是主筆者及做實驗者，這個idea及文章的修改都是Dr. Cooperband的功勞。

到Boston City Hospital的另一主要收穫，就是認識了多位國內外著名的臨床學者，其中接受我住院醫師申請的前內科主任Franz J. Ingelfinger，繼任的主任Arnold Relman，都是前後擔任New England Journal of Medicine總編輯的美國國內醫界重量級人物。我和Dr. Relman在他接任NEJM總編輯職務之前，有約半年時間都得每週一次向他報告前一晚值班的經過、住院病人的詳情。他是一位堅守原則，在醫界有一言九鼎份量的嚴肅穩重的學者，晨報時還會檢視我的衣裝，調正領帶、腰帶。

以後發現，在Boston的一年是我一生工作上最愉快的一年，但不知如何描寫為什麼會感覺如此的舒適。最近才聽一位Yale University的教授說，在Boston和每一位學者談話，你都不會感受到對方都想表現他比你優秀。這正是最適當的說明。我努力工作應該是因為我喜歡這項工作，應該是因為這項工作對人有幫助，而不是因為我想出人頭地，不是因為我想證明我的能力，不必處處和人比較高低。

下一年度，我到New Jersey College of Medicine and Dentistry的Section of Liver Diseases and Nutrition，因為主任Dr. Carrol Leevy會讓我自己設立淋巴球培養實驗室，給我有機會在從未有人報告的肝病和淋巴球之間的關係，作些創新的研究。

當時有一位醫學生Mark Silk發表了一篇文章，報告癌症及尿毒症時的血清可以抑制淋巴球的反應(blast transformation)。因為這兩種病症都已知會有免疫不全的臨床現象，這是很有趣的發現。這個報告引發我的猜測，可能膽管阻塞時bile acids在血中的囤積，也可能使淋巴球反應受抑制。

我習慣於在對一項假設做實驗證明時，順便會花很多功夫同時檢查很多的其他可能性。結果血中bile acids的增加不會抑制淋巴球，但發現肝硬化病患的血清會抑制淋巴球反應。1971年發表的該報告是肝病和淋巴球之間確有某種關連的第一篇文章。相信也是因為我的方法較以前的描寫更清楚，簡單，其結果屢受其他實驗室的確認，被引用逾二十年，共一百次以上。

Dr. Leevy給我印象較深的一句話就是，做研究，一定要能寫出好文章，不論研究內容或結果如何，寫作的好壞可以影響論文會不會被閱讀，其重要性可高達50%! 當時我心中認為只要有很重要的發現，一定會受到注意。不過以後還是相當同意他的說法。

一年後，我轉往Columbia University的Institute of Cancer Research，在Elliot Osserman的免疫學實驗室，一邊對免疫學做更深的瞭解，一邊繼續做淋巴球實驗。

Dr. Osserman發現了monocytic leukemia病患尿中有lysozyme，可以大量地分離，是很受尊敬的學者。他有一執著，就是如果不確認結果正確無誤且完整，絕不隨便發表文章；一發表就是要成為經典之作，“classic”。他手下的研究員兩三年內都無法發表一篇報告，但一報告，他就是這方面的權威。

我在此實驗室也設立淋巴球培養的設備，更進一步摸索，發現牛的胎兒蛋白fetuin可以刺激人的淋巴球。兩年後，又證明他可以刺激牛的淋巴球。異於以前所知的植物性淋巴球刺激物phytohemagglutinin及pokeweed mitogen，胎兒蛋白是人、牛都有，是在體內和此免疫細胞共存的動物性刺激物；加以在懷孕時、胎兒中父親的組織抗原能夠成功地在母親的子宮內被接受時（就是免疫機能有重大變化時），其血清中濃度會劇昇。如胎兒蛋白有試管內刺激淋巴球的能力，其體內功能是否與細胞免疫有關，耐人尋味。

此項發現五、六年後，對來西北大學拜訪的Anthony Fauci提起，他也覺得非常有趣，可惜並無人繼續追查，也幾乎沒有被人引用。在Institute時，也和一位年輕的Paul Logerfo合作發表肺癌患者血清抑制淋巴球的程度和血中carcinoembryonic antigen (CEA)濃度有關連的的文章，被引用五十次以上。

在Institute of Cancer Research一年以後，我又轉到紐約Mount Sinai Hospital，Kurt Hirschhorn的淋巴球實驗室繼續研究。Dr. Hirschhorn是證實lymphocyte blast transformation和cellular immunity有關的一位。我在該處除了繼續做血清抑制淋巴球相關的研究，我也發現fetuin含有少量不同抗原性、不同isoelectric point的分子。

因為這些有關fetuin的報告，1976年受邀出席每年在比利時舉行的研討會，Protides of the Biological Fluids，擔任其中一節目主持人。不過有關這牛胎兒蛋白的文章，被引用的次數就很低了。只有東歐一學者，以後發現人的胎兒蛋白也有少量的另一種胎兒蛋白，引用了我的發現。不過當時有人向我建議是否設立一個fetal protein 的同好組織，發展這方面的研究。

在這兩年，我的收入極少，為了要補貼家用，不得不在小醫院晚上兼差，白天去做實驗，少在家過夜，又只有一部車子夫妻兩人使用，非常辛苦，也不得不讓已有兩個孩子的愛妻玉麗，暫時攜子返台六個月，讓我一人在美國拼一下。

1972年，我正式就職芝加哥西北大學醫學院內科的Section of Infectious Diseases，因為該科主任Philip Paterson很有眼光，預知淋巴球和感染症的重要關連性，尋找一名淋巴球專家加入陣容。

Dr. Paterson是免疫學家剛知道有cellular及humoral兩種immunity時，用動物實驗證實動物的multiple sclerosis（experimental autoallergic encephalomyelitis）要使用淋巴球、不是血清，才能從一隻發病的動物傳給另一隻動物而著名的學者。他的寫作能力特優，又是完美主義者，常常出去開會數天回來就有十多篇稿件來自各雜誌，要他審稿。

我接受他書寫的訓練，修改論文，受益最多。他說寫論文如同寫出一部好的交響樂，要能開始就吸引讀者，文辭銜接宜順，前後暗筆呼應，此起彼落，最後逐漸進入高潮來終結。經他嚴密修改幾篇文章，我以後的論文、grant proposals的書寫，有些還會受到審查者的讚賞。他更嚴格的要求有效的上課、演講方式，每次都要事先瞭解聽眾的背景，不浪費聽眾的時間，確實收到演講的效果。

以後的一兩年，一方面要通過筆試、口試取得內科專科醫師資格；又要趕緊學習臨床感染症學，帶領會診；又要寫出一流的研究計畫，取得研究費；又正好喪母、收入也不高，生活可說是艱辛無比，發生心率不整，持續達半年之久。所幸，因為研究能力頗受肯定，在醫學院還覺受尊重。

值得一提的是，Paterson、Hirshchorn、Uhr、及其他多位當時非常出名的免疫學家，如Gerald Weissman (lysosomal membrane的權威)、Edward Franklin （發現heavy chain disease）、Rochelle Hirschhorn (Kurt的夫人，淋巴球電子顯微鏡的權威)、等等，都是幾乎同一輩從New York University, Section of Infectious Disease出身（都沒有Ph.D.）。該科主任則是當時研究transfer factor非常有名，創Cellular Immunology期刊的學者Sherwood Lawrence。Dr. Lawrence並沒有要求手下做他的transfer factor的研究，而鼓勵每個人都研創並發展出各自的專長，每位都因此而出名，也使NYU成為當時世界免疫學的重鎮，可說是教育研究者的典範。

我到職不久，Dr. Paterson就建議應該轉移注意力到新的研究方向，該設立B-lymphocyte marker identification（也就是 surface immunoglobulin staining），及可算出T-lymphocyte的 E-rosette formation 等方法，因為這兩種分別計數B- and T-lymphocyte的方法是正受人注目的新發展。

那時西北大學有一位MD, PhD program的學生Gerri Marti，喜歡研究，常到我的實驗室來。他看到我要開始T-cell, B-cell marker study，就帶來一個lymphosarcoma cell leukemia病患EP的血液。這個病人隨時血中都有三十萬到五十萬的白血性淋巴球(leukemic lymphocytes)。當時對leukemic lymphocyte surface marker的瞭解是：都是B-lymphocytic origin，都有surface immunoglobulins (SIg)；由T-cell 引起的leukemia只有三個個案報告。

EP的血液檢查顯示，他的leukemic cells原來是T lymphocyte origin，但似有一些跡象顯示有不明來源的SIg。我又發揮『好奇、思考、假設、查證』的精神，持續做更多的檢查。結果在以後連續數個月，每月從病人身上得來的新鮮血液檢查時發現這些T leukemic cell上都逐漸出現了B cell才有的SIg，就是說EP的leukemic cells在兩三個月內全部變成為同時有T、B兩種特徵的癌細胞。

這種現象對當時認為T及B細胞是絕對分開、不同細胞的觀念，是會有相當大的衝擊。經Dr. Paterson指導如何在十五分鐘內清楚地描述這一連串的變化之後（他還教我引用Shakespear的著名一句： “To B or not to B, that is the question”），在1974年在Atlantic City的FASEB meeting報告。結果是百分之百的成功，聽眾鼓掌多時不絕。

Dr. Paterson很得意的帶我去向免疫學會會長介紹 “This is the man who put the distinction between T and B into question!”，不僅與會的免疫學家都知道這個successful presentation，連替我用SIg及用他製造的anti-T-cell antibody確認EP細胞特性的共同著作者Dr. Ralph Williams，都遠從New Mexico來電話祝賀說，聽說你的presentation 很成功。

一個月後在一國際會議，又聽一位波蘭來的學者對我說，你，起碼在我們國家，是very famous！顯然歐洲的學者也很快的聽到這個報告。以後再拜訪Dr. Osserman，以前對我的研究沒什麼好印象的他，也不得不說：You are ahead of your peers! 我也曾為了尋求其他職位，寄出我的履歷書，請Dr. Relman替我寫推薦書，腎臟科專門的他還回信說：I did not know you are doing so well！都使我感到滿意難忘。

有一天，Dr. Paterson自NIH開會回來告訴我說，“會中有人問我為什麼你那裡的Clement Hsu會有那麼多的new observations?我回答說，我看他一天到晚都是在作實驗、自己看顯微鏡!”。

要有新發現，除了隨時有創意地思考，是必須要親自下手做實驗，自己徹底熟悉每一個實驗及工作的過程細節，並要能很敏感地察覺異常現象所可能代表的意義。那時期，Dr. Paterson在每一步EP的新結果出籠，聽我興奮地向他描述，最後再看過我的實驗報告之後，他就給我評語說 “You can make new observations!”

此項發現可說是我的研究事業的高潮。1976年得到美國市民權時也因此連同其他二十餘名得到Chicago Metropolitan Area Citizenship Council的Outstanding New Citizens of the Year的獎狀。自此，如果我沒有信心得到很好的反應，我就沒有興趣上台present，演講也必須準備得十二分完備。Dr. Osserman的執著我也終於感受到了。

以後我又觀察到B-cell表面可以同時帶有IgM, IgD以外的endogenous isotypes，在thyrotoxicosis病患可以明顯的看出來。這應該是很重要的發現。但是沒有臨床病患的來源就無法繼續此類需要大量病人血液的研究工作。

以後，EP的細胞又拿去做出rabbit antiserum，可以偵測B細胞，使我對anti-leukemia antigen發生興趣，以後根據英國Melvin Greaves的方法成功地做出了acute lymphocytic leukemia-associated antigen (ALLA)的rabbit antibody，也因此獲得1980年National Cancer Institute的research contract。

此類合同在宣布後僅四週內就要交出計畫書，有十三名申請者，只有四、五名能獲得。前NCI的Clinical Research Center主任Nathan Berlin對我說，這和得到一般grant不同，“It is an honor！” 

不過我也瞭解到我再繼續研究工作的時間已沒有了，因為monoclonal antibody, flow cytometer等新技術的出現，使我無法不再去學習這些技術，更深入的研究也需要其他知識的配合，臨床醫師的實驗室研究，深度有限。而我台大護理系畢業的內人突然在幾個月內雙耳失聰，兩個孩子要讀書，經濟境況也已不容許我再不考慮增加收入，只顧自己的興趣。

這時也使我切身地感受到收入的重要。做研究、發表實驗的新結果是很可令自己滿足，但對家庭的照護、經濟上的責任還是要顧及。因此我就開始在感染科新上司調派我去的醫院作感染科主任，致力於臨床工作。

其實1981年AIDS出現，淋巴球在感染症的重要性已受大眾的著目，但我後來的大學感染科主管已將我的實驗室逐步拿去自己使用，我也正式退出實驗工作。西北大學醫學院後來有AIDS Center就是用我設立的淋巴球實驗室及訓練出來的技術員開始的。

回想不到二十年的研究生涯，並未能達到持續揚名於世的地步。但已使我有充分的自信，繼續以後的工作。也開始感覺到人生不應該是為加強自己的信心而做事，或拼命地考取各種證書、執照，爭取各種大的頭銜，受大家的崇拜（這些文件可能是有增加收入的作用！）。

再大的名譽、頭銜都遲早會隨風消失。人生如能讓小孩的生活充滿希望，使他們的將來更為充實；如能幫助在困苦生活中掙扎的人、給人雪中送炭，也是很愉快的事，人生重要的目的可能就已達到了。我認為人生不是要設法爭取更大的官銜或地位，而是要竭盡自己的能力做事，以服務人群。研究工作不是為強化自己的名聲，而是要作出對人群有用的事。

開始臨床的會診工作，收入也逐漸好轉，玉麗也不懼雙耳失聰的困境，再讀西北大學工學院，修完電腦碩士學位，順利地在美國榮民醫院系統的資訊中心就職，也有優秀的表現，生活上的壓力有明顯的抒解。

我更撥出時間全家四人一起去做些健身的運動，是一生中最快樂的時段。我們的生活也不以自閉、自我欣賞地、孤獨地過日子。我們醫科畢業班的同學三十年來都有密切的聯繫，每年都有兩期班刊，讓大家發表不同的意見。近幾年來國內外二十多位同學幾乎每天都以電子郵件方式集體談天、說笑、辯論、互相鼓勵，成為生活上最溫馨愉快的經驗。

 

[下接 醫學路上的人生思維 (2003年自傳)Part2]